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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邯郸12月9日电 题：邺城考古40年：邺城待解之谜

　　作者 牛琳 王天译

　　“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外郭城在哪。其实外郭城东西南北的大概位置已经推断出来了，但是找不到城墙在哪。”邺城考古队第二任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岩石说，考古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推测的结果找不到实证，这是最大的困惑。

　　现实情况是，邺南城外郭城区据推测约100平方公里，“要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捞一个几米宽的夯土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谈何容易”。

邺城遗址平面布局图。邺城考古队供图

　　朱岩石表示，不能否认，邺城考古40年来取得了很大收获，但距离科学、全面、准确地解释邺城那个时代、解释邺城都城全貌还差得很远。“关于邺城，研究题目太多了。它就像一座庞大、丰富的历史资料库，在国内和国际考古界、学术界享有盛誉，始终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朱岩石举例说，比如，邺城的手工业遗迹和遗物的研究非常重要，它牵涉到中国北方白瓷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怎么起源的。他认为，白瓷的出现和邺城的陶瓷烧制技术有直接关系，白瓷的起源地很有可能就在邺城，“因为我们发现邺城的陶瓷烧制技术已经能够使烧制温度接近瓷器需要的温度”。

　　“如果没有白瓷，你能想象今天的瓷器是什么样子吧？”朱岩石感慨道，正是由于白瓷的产生，匠人们才能够在白胎上进行彩绘，之后逐渐出现景德镇彩瓷，整个中国陶瓷贸易为世界所瞩目。

　　时至今日，关于邺城，考古工作者们掌握的信息仍然九牛一毛。“我们迄今才发掘了4万余平方米，只是从蛛丝马迹中找到了一些推断的依据，捕捉到了一些有关邺城的非常宏观的、概括的信息。如何能够真正运用这些信息，更加丰满、生动、科学、全面地去阐释邺城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等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在朱岩石看来，“需要几代人去努力”。

　　对于考古来说，一个有意思的循环是，不断地取得成绩，不断地产生困惑，不断地解决问题，又不断地出现新的问题。朱岩石表示，邺城考古工作尽管不断地出现新的问题和困惑，但整体研究水平在提升。“可以这么讲，取得的成绩越多，认识越深刻，问题和困惑也就越多，它是成正比的。关键是怎样建立起已知系统，再从已知到未知，实现从‘0’到‘1’的突破。”

邺南城宫城区平面图。邺城考古队供图

　　令朱岩石欣慰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开始关注邺城考古。“邺城考古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团队，一个人研究一辈子也只是一人的能力，当10人、100人甚至更多人来研究它，才能使得总体的研究水平得以提高。”

　　对于新一代邺城考古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沈丽华而言，面临的任务已然不同。“以前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关注整个城市的格局，现在我们还要关注建筑技术、建筑材料的发展体系，关注社会生活、手工业生产以及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等方面，要求也就提高了。而且我们需要不断地补充和修正以前的认识，因为过去的工作总有一定的局限性。”

　　沈丽华打了个比方，“这有点像盲人摸象，我们如果预先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再去摸象会是相对容易的。但实际上，考古人来到邺城，是一个全新的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考古工作的城址，城在哪都不知道。”

　　经过考古工作者40年的接续努力，“前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土壤、种苗已经培育好了，树可以成长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沈丽华说。

邺南城宫城区206号大殿出土摩尼宝珠纹白石构件。邺城考古队供图

　　与第一代邺城考古人仅仅依靠洛阳铲进行考古勘探不同，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大大促进了考古技术手段的提升。

　　“传统的是用洛阳铲去探去看，但洛阳铲有很多局限性，如果埋藏特别深或者下面有水，洛阳铲就会探不下去。拿邺城遗址来讲，漳河一线流沙很多，考古勘探就得先穿透流沙，在邺城考古刚刚开始的那个年代，仅仅依靠洛阳铲勘探就比较难，效率也低。”沈丽华说，现在会有物理探测的方法，比如高密度电法，有时也会使用探地雷达等。根据遗址情况的不同，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结合在一起去工作，大大提升了考古勘探的效率和精准性。

邺城遗址东郭区出土的东魏弄女造弥勒像。邺城考古队供图

　　谈及邺城考古的未来，邺城考古队首任队长、现年88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断言，“邺城考古还要再做一百年”。

　　对此，考古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有着相同的看法。“我们一年在邺城最大发掘面积仅仅两三千平方米，对于一座100平方公里的城来说，现在连几千分之一都没有发掘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邺城考古队负责人何利群说。

　　朱岩石也认为，对邺城来说，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要做下去，“那时候我们的发掘水平、科技水平、认知水平会更高，那一定会更好一些。”(完)

　　第九届全球气候变化智库论坛在COP28“中国角”举办——

　　绿色低碳发展需加强国际合作

　　12月6日，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办的“第九届全球气候变化智库论坛——科技和政策创新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中国角举行。与会嘉宾就加强合作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展开研讨。

　　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致辞中指出，《巴黎协定》达成和生效以来，各方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行动，取得了积极进展，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的国际潮流。赵英民表示，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差异较大，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繁重任务，急需大量的资金技术以及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作为智库，要基于科学深入开展研究，积极献言献策，为发展中国家提出务实解决方案，促进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公正转型。赵英民强调，绿色低碳转型的实现，离不开务实的国际合作。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做了题为“全球盘点：我们的视角”的引导发言，阐述了本次大会盘点成果将为国际社会落实《巴黎协定》带来信心和希望，确保全球气候治理沿正确轨道向前发展。徐华清还发布了《全球能源转型和技术创新行动进展评估及相关建议》等6篇由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研究撰写的《全球盘点》系列工作论文，以期为全球携手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相关最新进展信息、典型案例实践和共同解决方案建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作了题为“碳中和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部署的挑战与机遇”的主旨演讲，从碳中和与可再生能源的关系、潜力、利用以及面临的挑战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详细阐述。他指出，我国在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探寻与清洁空气协同路径，在碳减排的驱动下空气质量加速改善，未来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将出现倍增的发展趋势。

　　绿色和平中国首席代表袁瑛在“中欧清洁能源投资的竞跑与合作”演讲中表示，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人类重大挑战，中欧宜携手建设绿色伙伴关系，倡导零碳发展模式，深化清洁能源领域合作。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灿在“《全球碳中和年度进展报告》介绍及主要发现”演讲中介绍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碳中和承诺、低碳技术、气候投融资、国际气候合作等方面的进程及目前全球碳中和进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外国专家学者也就相关问题发表了观点。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罗伯特·斯塔文斯(Robert Stavins)在主旨演讲“碳价政策的优势比较：碳税与碳交易”中指出，国际上最有效的碳减排措施主要为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但对于具体碳定价政策工具的选择国际社会共识较少，急需进一步加强研究。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能源气候和环境项目负责人、新综合气候变化评估情景国际委员会联合主席巴斯·范·瑞文(Bas van Ruijven)作“全球气候政策的未来及其在综合评估模型中的表征”演讲，阐述了中国气候变化政策及其在全球模型中的预期，并对模型框架、模型设定和模型结果进行了分析。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首席执行官劳拉·克拉克(Laura Clarke)提出，加强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的交流互鉴，对于推进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董事执行官乔斯林·布莱里奥(Jocelyn Blériot)在“循环经济助力低碳转型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演讲中介绍了循环经济的减排机理与作用路径，探索与评估循环经济措施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和潜力。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气候变化与能源经济学主任安东尼奥·索里亚·拉米雷斯(Antonio Soria Ramirez)以视频方式做了有关《全球能源和气候展望》最新研究的报告。(本报驻阿布扎比记者 李学华)

　　来源：经济日报 【编辑:曹子健】